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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纪事 · 卷一 · 第 4 篇

论 · 卷一 · 东南纪事 · 南明史料库

原文来源:维基文库《东南纪事》(清·邵廷采撰,邵武徐榦校刊本) | 原文字数约 253

译白话译文

论

评论说:唐王兄弟三人,都儒雅而有君主的风度,与其他藩王截然不同。

惠帝(建文帝)遭遇靖难,绍宗(隆武帝)遭逢末世,都关涉世运,不只是一家一姓的事。黄宗羲著《行朝录》,称:“壬辰(1652年)八月,刑部侍郎王虞石从五指山到厦门,说隆武帝在那里为僧,赖垓、熊纬都随从流亡。”如果真像这话说的,岂不与惠宗(建文帝出亡的传说)相类似?又说:“在建宁替死的,是唐王聿钊。这样看来,聿钊也是勇敢而知义的人。此事的有无尚不可知,总之宗室之中多有仁贤,那么即使说亡了,也等于没有亡。”又说:“五指山的敕使到来,旧臣们都不能决断。癸巳(1653年)二月,又派使者慰问诸臣,说已离开五指山驻在平远,将要起兵。旧臣们于是备办公疏,请求敕令验看,终究不可得。应当传疑,留给后世考据古事的有识之士。”

原原文

论曰:唐王兄弟三人,皆儒雅有君人之度,与他藩绝殊。

惠宗之遭靖难,绍宗之当末造,皆关世运,非独一家之事。黄宗羲著《行朝录》,称:「壬辰八月,刑部侍郎王虞石,自五指山至厦门,言隆武在彼为僧,赖垓、熊纬皆从亡。」信如斯言,何与惠宗相类耶?又云:「建宁代死者为唐王聿钊,然则聿钊亦勇而知义。其有否未可知,要之宗臣多仁贤,则虽亡不亡矣。」又云:「五指山敕使至,故臣皆不能决。癸巳二月,复遣使存问诸臣,称离五指驻平远,将起兵。故臣乃具公疏,请敕验视,卒不可得。当传疑以俟后之考古有识者。」

讲故事讲解

卷一之论:三兄弟都有君王气度,亡了也等于没亡

这一篇是什么

这是卷一的收尾评论。它不讲故事,而是回答一个问题:唐王聿键、聿[yīng]、聿锷这三兄弟,究竟该怎么看?作者的答案很干脆:唐王兄弟三人,都儒雅而有君主的风度,与其他藩王截然不同。

这句话是对整个卷一的总结。隆武帝的宽厚爱民、绍武帝的从容赴死、聿锷的不肯受辱,在作者看来不是三个孤立的故事,而是一家人共同的气质。

作者评论了什么

评论先拉出一个更大的历史框架:惠帝(建文帝)遭遇靖难,绍宗(隆武帝的庙号)遭逢末世,两件事都关涉世运,不只是一家一姓的事。建文帝丢了皇位,六百年来说不清他到底是死是逃;隆武帝死在汀州,同样下落不明。作者把两人并列,是在暗示:隆武帝的结局,可能和建文帝一样是一桩悬案。

接着作者引用黄宗羲《行朝录》的记载:壬辰年(1652年)八月,刑部侍郎王虞石从五指山来到厦门,说隆武帝在那里做了和尚,赖垓、熊纬都随从流亡。如果这话是真的,岂不与建文帝出亡的传说相类似?评论里还有一说:在建宁替死的,是唐王聿钊。这样看来,聿钊也是勇敢而知义的人。

这里解释一下称谓。"惠帝"指建文帝朱允炆,靖难之役后下落不明;"绍宗"是隆武帝朱聿键的庙号。作者把两人并举,是因为两人的结局都成了悬案。至于"替死"的唐王聿钊,原书只说他在建宁代人而死,没有更多事迹,但作者仍称他"勇敢而知义"——在作者看来,肯替别人去死这件事本身,已经足以定性。

这里要提醒读者:这些都是传闻,不是定论。作者自己立刻声明"此事的有无尚不可知",只是说宗室之中多有仁贤,那么即使说亡了,也等于没有亡。换句话说,朱家的政权可以亡,朱家人的骨气没有亡——这是评论最核心的一句话。

关键的几幕(传疑的态度)

评论后半段讲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过程。五指山的敕使到来时,旧臣们都不能决断。癸巳年(1653年)二月,又派使者慰问诸臣,说隆武帝已经离开五指山,驻在平远,将要起兵。旧臣们于是备办公疏,请求敕令验看——也就是要派人去核实,看看皇帝到底是不是还活着——可是终究没有核实成。

作者的结论是:"应当传疑,留给后世考据古事的有识之士。"这九个字(原文"当传疑以俟后之考古有识者")体现了一种非常可贵的态度:不知道就说不知道,把疑团原样留给后人,而不是武断地判定真假。这与卷一正文中隆武帝"不知所之"的克制记载完全一致。

最后的结局(评论的落点)

评论没有给三兄弟排座次,也没有惋惜他们失败,而是把落脚点放在"宗室之中多有仁贤"上。绍武帝从容遇难,是"亡国而不失其正";聿锷服冰片不受辱;隆武帝生死成疑,反而留下了一线想象。作者用"虽亡犹存"四个字的意思收束全卷:一个王朝的血脉与气节,不因为政权覆灭就归于零。

这一篇讲什么

这一篇是全书"论"体的样板,要讲清三件事:

第一,作者评论的对象是唐王一门的品格与国家命运的关系。他把三兄弟的死,看成"世运"的一部分,而不是一家一姓的私事。

第二,作者引用的典故有两个。一是建文帝靖难后出亡的传说,用来类比隆武帝可能为僧的传闻;二是"替死"之说(聿钊在建宁代死),用来说明宗室中多有人愿意舍身取义。这两个典故都不是猎奇,而是为了支撑"亡而不亡"的结论。

第三,作者的态度是审慎而同情的。他不盲信传闻,明说"有无尚不可知";他也不苛责失败者,反而说宗室多仁贤。篇末那句"传疑以俟后之考古有识者",既是史学上的严谨,也是一种对付历史的方式:有些答案,留给时间比留给断言更好。读卷一,最后要带走的正是这种态度——对他笔下的人物怀有温情,对无法确证的事情保持克制。这份克制,正是卷一之论最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。